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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华儿女有多少人?时间有多长?牺牲了多少?

发布时间:2019-08-23 12:5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据说网上所传我军非战斗减员40多万人、总计减员近百万人的说法来自一套《抗美援朝卫生工作经验总结》,精装16开本,四个分册:第一分册《卫生勤务》,第二分册《野战内科 卫生防疫》,第三分册《战伤外科》,第四分册《卫生统计资料》。

  伤员:383218,即医院共接受伤员38.3万人次,但这个38.3万含多次负伤重复统计,也有非战斗负伤。

  失踪(含被俘):25621,即被俘2.1万人,失踪0.4万人(后来又改为0.8万);

  可见,除了伤员人数应是累计38.3万人次,这一点容易误解外,数据是完全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病员455199,有人把这个数字当作非战斗减员,我认为不对。《卫生工作经验总结》中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卫生部门救治生病人员45.5万人次的意思。在3年战争期间有45万多人次到医疗部门看病诊治,这很正常。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年还会因发烧拉肚子去一两趟医院,休几天假,何况战争时期。

  所以,这45.5万人次,除了病死的1.3万人外,不应算作部队损失。如果非把它当作减员数字,也不应和伤亡人数混在一块作为志愿军损失人数的一部分。另外,45.5万人次不是45.5万人,有重复统计成分。

  所以,现在唯一的谜团就是非战斗伤亡人数(象长津湖之战9兵团的几万冻伤人员都没有包括在作战伤亡人数中)。

  非战斗死亡人数我们已知是18.3-14.36(作战死亡)=3.94万(含1.3万病死)。

  非战斗负伤人数不妨按最大数算(不考虑多次负伤重复统计):38.3-25.2(作战负伤)-2.16(因伤致死)=10.94万

  如果再考虑被俘人数,抗美援朝我军总计损失:54.44+2.1=56.54万人。

  展开全部黄继光黄继光(1931~1952)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在仅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6万人的兵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最多的一天达30万发。志愿军也陆续投入兵力4万余人,发射炮弹40万发。阵地上草木荡然无存,岩石构成的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堆。

  在这样的常人难以想象的火海弹雨中,志愿军能够打退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主要原因在于有无数黄继光这样的英雄。

  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涌现出许多英雄人物。战争中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12人当中,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就有4人,他们是黄继光、邱少云、胡修道、孙占元;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功臣和英雄集体。在这种氛围中,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时刻激励和感染着参战的同志们,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黄继光虽然入伍仅一年多,但在党组织的教育以及老战士们的言传身教下,很快学到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及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在短时间内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关键时刻他能舍身堵枪眼,正是人民军队培养和党教育的结果。一些西方军事家认为,只有弄清楚上甘岭防线为何突不破,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军队。五十多年来,“上甘岭”一词已成为我军英勇顽强的代名词,上甘岭精神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在家乡当民兵时,黄继光就曾机智勇敢地抓获过一名逃亡地主,轰动全村。他从参军的第一天起,就要求杀敌立功。他除了干好通讯员工作,还经常到班里向战士们学习手榴弹、手雷、自动步枪等武器的使用方法,多次受到连长表扬。由于他工作出色,人又机灵,营长点名调黄继光到营部当通讯员。

  在1952年10月19日那个弹雨纷飞的夜晚,黄继光跟随营参谋长指挥六连在上甘岭进行反击。当时,营参谋长和连长、指导员焦急万分,如果天亮前攻不下敌阵地,一夜的战果将付诸东流。在紧要关头,黄继光挺身而出,与连里两名通讯员(肖登良、吴三羊)一起请战。不久,两名战友相继中弹倒下,黄继光也负了伤。当他爬到离敌人中心火力点十余米时,用力扔出了最后一颗手雷,只炸塌了半个地堡,敌人的机枪仍在喷出火舌。黄继光此刻身上已没有任何武器,仍然向前爬去。趴在后面的战友们,借着照明弹的亮光,突然看到了气壮山河的一幕:黄继光摇晃着站起身,张开双臂,向敌机枪射孔扑去……

  战友们冲上“零号”阵地时发现,黄继光敦实的身躯仍然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他的手还牢牢地抓着周围的麻袋,宽阔的胸膛还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人们看到,黄继光的腿已被打断,身上有七处重伤,他的身后有一道十多米长的血印。可以想见,在最后时刻,黄继光是以何等坚强的毅力,拖着重伤的身躯,爬到敌人的地堡前,又一跃而起的。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黄继光从小家境贫寒,从来没有去照过一次相。牺牲后虽有人拍照过遗体,形象却十分惨烈且面容难辨。在宣传英雄事迹的时候,因找不到一张可用的照片,只好用一幅舍身堵枪眼的素描画来代替。后来,杭州美院的老师们根据黄继光的连长万福来的回忆,经反复琢磨画出了黄继光的正面标准像。上甘岭战役胜利10周年时,雕塑专家根据这张画像铸造了三尊铜像,分别珍藏在部队和中江县的黄继光纪念馆以及他生前所在连俱乐部。

  1953年4月,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还请邓芳芝到中南海自己家中做客,表示了对英雄的敬意。

  战役结束后,中朝两国战士在五圣山主峰背后一块高大的石壁上,刻下了黄继光的名字。如今,上甘岭战役留在阵地上唯一的有形纪念物就是黄继光烈士纪念碑,这是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建造的。这块大理石纪念碑的旁边,保留着烈士用胸膛堵过的地堡枪眼,周围盛开着美丽的金达莱。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矗立在墓前,正面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同志的长子。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毛岸英,1922年10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以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毛岸英遵照“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的儿子,但从不以领袖的儿子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和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的第六位亲人

  展开全部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组建志愿军,为援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保卫中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推行侵略政策,立即出兵干涉。26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南朝鲜(韩国)军。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兵入侵朝鲜,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没有苏联和中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提案,要求各会员国在军事上给南朝鲜以“必要的援助”。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美国关于设立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在朝鲜的各国部队的提案,并委托美国提供人选。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D.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后由M.B.李奇微、M.W.克拉克继任)。中国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表示极大义愤。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中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保卫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和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根据的提议,于7月13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及其他部队共25.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9、第1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日,美军趁朝鲜人民军主力在朝鲜南部洛东江地区作战之际,以其第10军于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配合正面部队对朝鲜人民军实施两面夹击,并向北推进。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朝鲜人民军的急剧变化。

  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随后,中国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向美国政府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于10月初令其侵略军越过北纬38°线(以下简称“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全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与此同时,美军空军不断轰炸中朝边境的中国城镇和乡村,海军不断炮击中国渔船和商船,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十分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恢复和发展经济。然而,美国硬要将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决心对付这一挑战。10月初,中国中央委员会和主席根据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和中国人民的意志,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同朝鲜人民一起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为在军事上掌握主动,对投入作战的兵力、后勤保障、武器装备以及国土防空、东南沿海防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周密部署。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25日,揭开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协同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性反攻作战,将“联合国军”打退到“三八线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因势利导,避强击弱,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改变防御作战计划,实施反击战役。志愿军入朝之前,为了有把握地进行作战,曾计划先组织防御,创造条件,然后再举行反攻。志愿军入朝后,在开进中发现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军前进甚速,志愿军已来不及先敌占领预定防御地区,且“联合国军”尚未发现志愿军入朝参战,正在分兵冒进,为志愿军在运动中歼敌提供了有利机会。当机立断,于10月21日指示志愿军改变原定防御计划,采取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线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将“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扭转朝鲜战局。 志愿军初战获胜后,彭德怀估计“联合国军”将继续进攻,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一部兵力节节抗击,主力后撤待机,准备在预定战场上各个歼灭敌人,并将战线推至元山、平壤一线个军)部署在东线个军部署在西线。批准了这一方针和部署。此时,志愿军在前线万多人,与“联合国军”22万人相比,数量占有优势;“联合国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错误地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为保卫边界,最多不超过六七万人。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起旨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按预定计划,故意示弱,将“联合国军”诱至预定地区后,立即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被迫弃平壤、丢元山,分从陆路、海路退至“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又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朝鲜战局。

  为粉碎“联合国军”整军再战的企图,乘胜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连遭失败,引起美国统治集团不安。为挽回败局,美国于12月14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成立所谓“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打出“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时间,整军再战。同时,还以准备使用来恐吓中朝人民。为不给“联合国军”以喘息时机,在政治上取得更大主动,决定志愿军立即越过“三八线”。据此,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于1950年除夕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这次战役,采取稳进的方针,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并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

  抗击“联合国军”反扑,实施积极防御作战。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为准备长期作战,决定志愿军部队采取轮番作战方针。这时,志愿军一线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兵员、物资未及补充,因而主力转入休整,准备春季攻势。“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便迅速补充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立即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个军(军团)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对南朝鲜军实施反击,并取得了胜利,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准备新的反击作战,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节节抗击,消耗与疲惫“联合国军”。3月14日,中朝人民军队主动撤出汉城。4月21日,将“联合国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志愿军后续兵团也完成了集结。

  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的侧后登陆计划,夺回战场主动权。 当“联合国军”占领汉城向“三八线”推进时,麦克阿瑟同杜鲁门在侵朝政策上发生严重分歧,杜鲁门于4月11日撤销麦克阿瑟的职务,任命李奇微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联合国军”再次越过“三八线”后,计划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将战线推进到朝鲜蜂腰部,即平壤、元山一线,建立新防线,以便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有利地位。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兵力已居优势。根据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导方针,中朝人民军队决定以进攻粉碎“联合国军”的侧后登陆计划,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4月22日,中朝人民军队发起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直逼汉城;接着,志愿军又转移兵力于东线,同人民军一起给予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以歼灭性打击。胜利后,中朝人民军队为保持主动,向北转移,准备新的作战,至6月10日,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从而结束了战争第一阶段的作战。

  中朝人民军队历时7个多月的作战,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三八线万余人,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其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实行战略转变,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战争双方的军事力量趋于均衡,战场上形成了相持局面。“联合国军”投入到战场上的总兵力增至69万余人,中朝人民军队总兵力增至11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为77万余人。但在技术装备上,中朝人民军队仍处于劣势。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已认识到在日益强大的中朝人民军队面前,其侵朝战争已无取胜希望,如将主要力量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的实践,也深感在现有武器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和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志愿军作战应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据此,志愿军适时进行战略转变,由运动战为主转变为阵地战为主,由军事斗争为主转变为军事、政治(外交)斗争“双管齐下”。为锻炼部队,提高作战能力,和在作战指导上,还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由打小歼灭战逐步过渡到打大歼灭战的方针。

  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

  粉碎“联合国军”局部攻势和“绞杀战”、细菌战。 1951年7月26日,停战谈判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联合国军”方面以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中朝人民军队战线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朝中方面坚决拒绝后,竟企图以军事进攻迫使朝中方面就范。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连续发动了夏、秋季局部攻势。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年初,美军对中朝军民还秘密地进行了细菌战。对此,中朝人民军队予以有力的回击,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胜利,并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建成“钢铁运输线”。在此期间,中朝人民军队为配合停战谈判,还主动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收复许多前沿阵地和10余个岛屿。在这种形势下,“联合国军”方面被迫放弃无理要求,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攻守均处主动,进行全线战术反击和上甘岭战役。1952年春,“联合国军”方面为强迫扣留朝中战俘,提出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反对朝中方面提出的全部遣返的主张,使停战谈判陷入僵局。此时,“联合国军”接受了发动夏、秋季局部攻势受挫的教训,采取以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和空军的破坏活动,维持其防线和配合其谈判。

  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而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攻防作战均处于更加主动地位。随着阵地的不断巩固,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广泛开展小部队战斗活动,袭击和伏击“联合国军”,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并逐渐扩大作战规模。1952年秋,中朝人民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线进行具有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作战,攻占了“联合国军”许多营以下阵地(见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接着又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金化攻势”。

  进行反登陆作战准备。1952年冬,朝鲜停战谈判仍无进展。新当选的美国第34届总统D.D.艾森豪威尔表示,如果谈判还不成功,就要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为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组织了专门小组,制定进行侧后登陆的计划。中朝人民军队从1952年底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加强了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守兵力和防御阵地,囤积了大量的作战物资。正面战场也作了充分准备。至1953年4月全部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联合国军”被迫放弃进行军事冒险计划,于4月26日同朝中方面恢复中断6个月之久的停战谈判。

  发起夏季反击战役,促进停战实现。志愿军根据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的指示,为促进停战实现,与人民军一起,发起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从5月中旬开始,先后对“联合国军”进行三次不同规模的进攻。经第一、第二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6月15日,按照协议重新调整军事分界线的工作也将完成,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却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并公然声称要“单独干”、“北进”,企图破坏协议的签订。中朝人民军队为实现有效的停战和停战后处于更有利地位,决定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于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第三次进攻作战,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朝中方面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军民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将其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近半数的兵力投入到朝鲜战场,使用了除以外的所有的现代化武器,然而却遭到失败。志愿军毙伤俘敌71万余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用于战争的经费达830亿美元。志愿军伤亡、失踪36万余人,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用于战争的经费为62亿元人民币。

  这场战争的突出特点是:(1)它是一场规模较大的国际性局部战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交织进行,复杂尖锐,两军较量异常激烈。在一个幅员狭小的战场上,战争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兵器,到战争结束时,双方兵力总共达300多万人。喷气式飞机广泛使用于战场。战场上的兵力密度、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美国空军轰炸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2)战争双方武器装备优劣相差悬殊。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美军具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实行现代化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但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内部矛盾重重。中国经济落后,志愿军武器装备处于明显劣势,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坦克部队作战。后虽有少量空军,也只能掩护主要交通运输线。但中朝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得到了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有巨大的政治优势。(3)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在东西濒海、地幅狭长、山高林密的朝鲜半岛北半部,便于实施登陆作战和利用山地隐蔽军队、组织防御,但不便于发挥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效能和大兵团实施广泛机动。(4)志愿军出国作战,就地补给或取之于敌都较困难,一切作战物资基本上靠国内供应,而且交通工具落后,加之美国空军的封锁破坏,供应困难,作战行动受到很大影响。“联合国军”依赖其现代化装备,能迅速完成补给,保障作战。这些特点,都制约着战争双方的战争指导,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志愿军在中国和主席领导下,坚持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战争,以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顽强的意志、无比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许多困难,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历史意义:(1)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军威、国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2)这场战争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3)这场战争由于双方都面对新的战场、新的作战对象,因而作战样式、战略战术的运用,都有别于过去进行的战争。喷气式飞机的大量使用、直升机直接用于作战、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防御阵地体系的形成,给以后的战争提供了新经验,促进了军事学术的发展。(4)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而且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军事思想,促进了中国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展开全部四十多年来,有关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在美、韩、日,以及在中国,都深受重视。尤其是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对此项研究更是不遗余力。已知美、韩、日都有大部头多卷本朝鲜战史研究专著[1],并有相当多的专文具体讨论分析战役战例。不过,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中从事外交史、政治史和战争史研究的众多普通学者,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及其国际背景,对于它对相关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都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讨论。[2]在中国大陆,虽然迄今几乎没有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专著问世[3],但十几年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即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这场战争主要进程的著作,也同样数量可观。引人注目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军队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研究人员出版的[4],真正由学术界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有也通常只是讨论当时条件下的中美关系。[5]这固然与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战争研究上具有专业特长有关,却也得益于他们在资料上占有近水楼台之便。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成绩,可以从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回忆史料和档案文献资料的数量中得到证明。但是,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历史档案资料保存有限,一些关键性会议和重要事件没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回忆材料说法不一,再加上开放不够,以致留下诸多历史谜团;第二是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发表的成果,通常更侧重宣传目的,习惯于简单地论证“英明”、“伟大”,不大注重学术性,以致多数出版物容易千人一面,众口一辞,反映不出研究的深度,更缺少学术上的交流与交集。国防大学教员徐焰的《第一次较量》一书1990年出版以后,之所以会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几乎是能够对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方面历次重大军事决策,包括个别战役指挥的利弊得失及外交运用问题,大胆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反省的唯一一位军队研究人员。[6]90年代中期以后,即从1994年俄国开始对外开放它所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以来,国内和国外的朝鲜战争研究都明显地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是因为,已经披露并被译成各种文字的相关档案文献,就已有数百件之多,而且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并引发许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面对国外学者对事件和档案的种种不同解读,中国一些普通的研究者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对各种新公开的史料进行系统搜集和梳理,并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读。[7]但十分明显,面对大量新公开的中、美、俄档案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新问题,一向对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深具研究的军队研究人员的看法,更引人注意。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出兵抗美援朝50周年之际,笔者终于读到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洋洋150余万字的新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早在1982年就开始集中部分研究人员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史,到1990年已几度修订出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以下简称《战史》)。但以往各版《战史》,与国外军方战史的写法近似,基本上以志愿军五大战役和停战谈判期间历次战役战斗的作战经过为主,而辅之以简单背景和经验总结作为全书开篇和结语。《战争史》一反过去的写法,全书150多万字,只有不足50万字讲述具体作战经过。也就是说,虽然书名较过去几乎只有一字之改,即从“战史”变为“战争史”,其编写内容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战争史》增写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朝鲜战争爆发的过程;二、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各种因应与准备;三、中国出兵决策过程;四、美国战争政策的调整;五、外交斗争;六、停战谈判经过;七、中国反细菌战与反登陆作战的情况;八、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前线的支持;九、落实停战协定;十、中国撤军问题,等。

  写战争史,是否有必要把主要内容放在战争背景、外交斗争以及后方支持等方面,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凡了解近年来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在朝鲜战争研究问题上进展情况的学者都清楚,有关朝鲜战争各方作战史的研究,由于各自的战场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对话困难,许多年来并没有多少新的讨论。近年来有关朝鲜战争研究的深入与展开,主要是集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原因与背景、中国出兵决策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朝鲜战争期间的有关各国外交运用的检讨,和促成停战的原因等问题上。《战争史》适应这一形势,用相当篇幅来说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理应得到肯定。

  关于战争爆发问题,《战争史》基本上秉持以往的观点,但对三八线的由来、美苏两国军队占领期间的对立政策,以及南北政府在美苏军队相继撤出后为谋求统一所展开的激烈斗争,都使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笔墨。过去有关这方面的说明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只强调一方“坚持‘武力统一’”,另一方面“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注释1,第2-3页)如今的写法,显然比以往《战史》的写法更容易让读者了解内中的复杂情形。不仅如此,《战争史》还第一次利用了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在浓墨重彩地说明南方政府战争挑衅的同时,也具体地提到了自1950年1月以来,北方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等情况。[8]增加了这部分的说明,无疑将有助于解开许多读者过去长久不解的一个疑团,即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

  有关朝鲜政府求援前中共中央“未雨绸缪”,预先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的情况,《战争史》的说明应该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相关著作中最为具体而详尽的。它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向南方推进,整个军事进攻相当顺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会那样忧心忡忡,并不惜迅速开始向鸭绿江边集中十几个师的庞大兵力,以备不测。(注释1,第24页)[9]据《战争史》说明,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后,刚一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周恩来就明确向苏联人提出,中国将在东北集结9个师的兵力,万一北朝鲜军队被美军打败,三八线不守,中国就将派遣部队入朝协助抵抗美军。在7月7日的会议上,正式决定了组建东北边防军,就连将来使用志愿军的名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书中关于8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谈线月中旬报告内容的引述,更有助于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的主要忧虑,确实是担心北朝鲜军队没有大战经验,无法与兵力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长时间抗衡,必须把中国的力量加上去,否则朝鲜战局难免生变。

  作为军方的研究成果,《战争史》根据军方掌握的详尽档案资料,对部队准备期间政治动员、武器配备、后勤保障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做了具体的说明,不少内容引人注目。像当时多数部队都已担负了生产建设任务,官兵作战意识淡化,战备松弛,忽视训练,车辆及各种装具损坏严重,20-30%以上的武器和火炮锈蚀损坏,甚至麻雀已在炮筒筑巢。而有些人对与美国作战也存在着恐惧心理,比如害怕,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等等,都极有助于说明当时出兵入朝作战的难度。(注释1,第92-93,95页)特别是对部队装备及其后勤保障情况的详细说明,更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入朝与美军作战的具体困难是什么。

  有关出兵决策过程的研究与说明,是《战争史》一书最具争议也是颇具特色之处。根据以往的说法,金日成所派外务相朴宪永携带求援信于1950年10月1日赶到北京,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注释2,第14页)而《战争史》却提出,金日成派来的特使不是外务相朴宪永,而是内务相朴一禹;到达时间也不是10月1日,而是10月3日。因此,书中否认政治局10月2日曾经开会,指出开会时间是在10月4日和5日。特别是在关于由谁挂师的问题上,《战争史》也一改过去关于“同志原先决定让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注释3,第736页)的说法,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并非只是一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注释1,第159页)

  《战争史》中另一处表现作者开始力求实事求是的文字,是对志愿军作战目标问题的讨论。书中相当具体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在志愿军最初入朝时原本十分谨慎,再三强调避开美英军队,专打南朝鲜军,以“停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为目标,并且不排除“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注释1,第3,15页)第一次战役部队在朝鲜站稳脚跟后,的想法已有所变化,开始相信志愿军虽然装备十分落后,但仍可对美军展开大规模战役行动,甚至设想一次歼灭美军一两个师,因而提出了要根本扭转朝鲜战局的设想,力争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待第二次战役胜利,和志愿军总部则均力主必须打过三八线。到第三次战役成功,部队占领汉城,逼近三七线之后,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又有了进一步变化。“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的要求。”甚至告诉斯大林说: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总之,现在志愿军的一切准备,就是争取尽快把敌人赶下海去,“解放全朝鲜”。《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认为,这种估计和方针是脱离实际的。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注释1,第194页)言外之意,中共中央虽然也再三强调战争的艰苦性,当时的想法还是太过乐观了。

  《战争史》值得肯定的内容很多,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检讨,其中的不足与问题也十分明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和份量。 《战争史》最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通常,各国军事部门编写作战史,因大量直接利用部队战报加以分析叙述,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注释资料出处者甚少。《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受此习惯影响,虽然在此书中试图按照一般学术规范对引文资料加以注释,但却没有一定规范,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如全书第一卷中引用美国政府官方文件,即《美国外交文件》中的文电,极其详尽,不仅注文不做缩写,而且不厌其烦,一则电文有时能分做三条引注。[10]然而书中引用俄国档案处,除少数例外,大部均未加注释。少数注释者,也不按照规范注明引文资料的原始出处和转引出处。甚至就连引用《军事文集》中的文电,也不时出现想注就注,想不注就不注的情况。[11]即使是那些直接引自原始档案的资料,作者的处置同样随意性极大。如对1950年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的谈线页连注两条,且使用的都是直接引语,显示其来自原始档案。但在90页再度提到此会及其发言内容,却只是将的《若干重大历史的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关文字全文照录了事,既不加引号,也不做注释,结果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看过原档,前面的注释是否真实。

  展开全部朝鲜战争前朝鲜半岛局势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是一场朝鲜与韩国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政府之间的战争,同时美国、中国、苏联等18个国家也以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战争。是在冷战背景下的一场实际战争。战争于1950年6月25日朝鲜的第七警备旅向韩国的陆军第十七团发动进攻开始(也有一说为韩国率先向朝鲜发动进攻),至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半岛军事停战协定》停止。但由于参战双方签署的是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因此从理论上来讲,这场战争尚未结束。百度地图本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最终结果以百度地图最新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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